最近，关于私有化的讨论比较多，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笔者认为，对中国而言，私有化这个药方开错了。它不仅解决不了其提倡者希望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即结构性问题。 它无法增加总需求，也不能有效刺激供给，还不利于提高经济的总体效益。
私有化能为中国带来可持续的增长吗？
倡导私有化者所持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私有化能够破解中国经济难题，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确，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面临许多内在的矛盾，如果不能有效地破解这些矛盾，中国经济增长将持续下滑，甚至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危机。 但是，私有化并不能破解这个困境。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经济面临中长期的增长困境呢？其实就是总需求不足，而且总需求不足在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会变得更加严重。强劲增长的出口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甚至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将呈结构性疲软，中国的出口增长会面临长期的困难，出口这个引擎不太可能像过去一样强劲地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内需本来一直不足，再加上出口相对疲软，总需求就更加不足。这个总需求不足就是困扰中国经济的原因。要解决中长期增长的问题，必须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私有化回避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要求改变所有制，即改变生产组织结构，这实际上是从供给入手来破解中国经济的难题。私有化的赞同者认为，私有化能刺激供给。我们暂时不讨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但在总需求不足的时候，集中注意力去刺激供给，是不是南辕北辙，开错了药方？是不是会导致中国经济更加生产过剩？在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选择刺激供给，这是私有化思潮本身的非理性。由此，我们可以判定，私有化不仅不能为中国带来持续增长，反而会加剧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把中国经济进一步推向不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
私有化能解决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吗？
总需求不足是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总量矛盾。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我们讲的总需求是指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总需求不足的结构看，主要是中下层老百姓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以，总需求不足显然是分配体制导致的。这个总需求不足的总量矛盾，其实就是我们分配体制中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这个矛盾的体现。要解决总需求不足，就必须解决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为此，至少要做两件事：一是将分配向中下层老百姓倾斜，将钱放在他们的口袋里，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二是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教育体制，提高中下层老百姓经济上的安全感，从而提高他们的需求欲望。这两件事共同作用，就能有效地提高中下层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分配体制改革才是寻求真实和可持续增长的切入点。
提倡私有化的人回避了调整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这个关键问题。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家还公然违背经济学常识，大力宣称，解决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的关键是私有化。这又是一个违背常理的错误命题。私有化究其实质就是财富集中的过程。无论是存量资产的私有化，还是增量资产的私有化，其本身就是把社会资产大规模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财富集中本身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把财富集中当成解决贫富悬殊的途径，按时下的话讲，不是无理，就是忽悠。
有些经济学家继续演绎私有化的逻辑。他们说，财富集中以后按要素分配，收入分配就公正了。这明显是错误的。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张三和李四两个人，张三有一亿资产，李四有10万资产。两者间的贫富悬殊很大。进一步按要素分配，结果是没有悬念的。在收入分配中，张三当然更要拿大头，李四当然更要得小头。这不仅不能解决贫富悬殊，反而导致贫富悬殊更严重。按这个思路进一步搞私有化，岂不是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它已被一些企业的私有化所证实。私有化导致职工大量下岗，工资下降，医疗等社会保险大幅度下降，导致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更加严重，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所以，私有化必然导致总需求更加不足，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加严重的增长困境。
国企私有化能刺激投资吗？
私有化的思路是要从刺激供给的角度来解决被总需求不足困扰的中国经济难题。然而国企私有化并不能刺激额外投资，从而达到刺激供给的目的。
私有化的行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收购国企和替代国企。这两类私有化都不会带来社会总投资的额外增长。我们可以把社会资产分为存量资产（如国企的资产）和增量资产（比如每一年的投资）。私有化也因而包括存量资产的私有化和增量资产的私有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存量资产私有化和增量资产的私有化都不会带来社会总投资的额外增长。
先看存量资产。比如现有国企的资产就是存量资产。国企私有化，其实就是引导私有资本收购国有资产。这个收购过程本身并不带来 “社会总投资” 的增长，反而会通过挤出效应，把私有资本从真正投资领域中吸纳出来，用于收购国有企业。比如，本来可以用于实体投资的100亿私人资本，现在用于收购国有企业，结果可能就是相当于实体投资被挤出了100亿。再看增量资产，即每一年新增加的社会资产。增量资产的私有化，其实就是引导私有资本替代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这个新增投资的私有化过程，就是在国家设立的许多投资项目中，把那些原本规划为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变成私有资本主导的投资；或者从国有企业投资领域或市场里，人为划出一块让私有资本投资进入，这件事同样也不会导致社会总投资的额外增长。比如，本来可以由国企主导投资的100亿，现在变成了私有资本主导投资的100亿。这种“国退民进”的结果，只不过是私有资本的投资替代了政府或国企的投资。显然，这两类私有化不仅恶化了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而且同提倡者的预期相反，也都不能起到有效刺激供给的目的。
除了这两种私有化以外，其他类别的私有资本的投资，由于不是用于收购国企，或取代政府和国企的投资，是可以带来社会总投资的增长，从而刺激供给的。而这正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优点。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不是私有化，而是两条腿走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有效解决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的前提下，坚持这两条腿，坚持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才能有效刺激供给，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私有化能提高效益吗？
前面分析了，私有化既不能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又不能有效刺激供给，那么为什么要搞私有化呢？有人讲，私有化能提高效益。这是一个关于公平和效益的争论。在中国面临内需严重不足的今天，居然还有人固执地把公平和效益对立起来，把分蛋糕和做蛋糕对立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为了厘清看法，让我们先看看两个公式：
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额
利润=销售收入-成本
第一个公式是宏观经济变量的公式。按照经济总量的这种关系，在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严重的情况下，公平和效益是一致的。因为，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使GDP的增长率低于其潜在能力，导致经济的低效益。这正是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困难。为了让中国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就必须提振内需，增加中下层老百姓的消费支出和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支出。为此，需要通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来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比如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税收（比如遗产税、财产税、财产馈赠税）等等。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可能持续增长，才可能减少生产过剩，真正实现高效益。而这些做法，其实就是要通过分配体制的改革，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因此，就破解当今中国经济的难题而言，公平和效益是统一的。当今中国，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益，加大不公平就会加剧整体的低效益。
第二个公式是微观变量之间的公式。按照这种微观变量，公平和效益是矛盾的。在这个公式里，利润就是微观效益。为了提高效益，就必须降低成本。而工资是最主要的成本。所以，降低工资，加剧收入分配不公会带来高利润，即所谓的效益。而且，越是收入不公，微观利润和效益就越高。有些人把效益同公平对立起来，把做大蛋糕同分蛋糕矛盾起来，主要是受了这个公式的影响。这种思潮认为，私有化有利于降低工资，所以就有利于提高效益。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做大蛋糕一定要搞私有化。
将公平和效益对立起来的人，大约是从微观来思考经济总量，把经济整体当成了一个企业，认为微观效益就必然是宏观效益。他们记住了第二个公式，而忽视了第一个公式。但是，当一个社会的工资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消费的严重不足，导致生产过剩。产品卖不出去，销售收入下降，成本就收不回来，利润也要下降。所以，我们必须将这两个公式统一起来，让宏观的均衡和微观的效益统一起来。在当前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工资成本，解决收入不公，是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
从第二个公式描述的微观经济变量来看，私有化本身只会加剧总需求不足——企业为了提高微观经济效益而削减工资，从而导致收入更加不公，总需求更加不足，使宏观经济变量更加不平衡，总体经济效益低下。总之，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私有化会导致总体经济效益下降。
私有化能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型国有企业获得了许多贷款，而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困难，所以私有化有利于解决这些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应当看到，中国大量中小企业的确面临贷款难、资金难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国企私有化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小企业贷款难是所有市场经济面临的共同难题。比起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在技术、市场、产品、管理等方面，一般都不如大企业。从银行的角度看，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在美国中小企业也面临贷款难、贷款利率比较高的问题。这是商业银行或金融市场化运作的基本特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当然会根据对企业的风险评估来决定贷款和利率。不仅如此，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比较高，如果中小企业贷款大幅度上升的话，那么风险调整以后，银行的资本率就会下降，为此银行必须提高自有资本，从而降低杠杆倍数，降低资本回报率。因此，银行自然对中小企业贷款非常谨慎。可见，在所有市场经济里，中小企业贷款都比较困难，这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也不是国有企业导致的。即使中国国企全部私有化了，中小企业也同样面临资金困难和贷款困难。
但是，有些人把这个市场经济的普遍问题，归结为国有企业的存在，并让人们相信，私有化能解决这个问题。这要么是不了解世界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要么是有意混淆视听。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贷款问题，必须就事论事。在美国，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是就业的主体，美国是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其贷款难问题的。它在1953年成立了联邦中小企业局，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政府采购，并且通过其他方式（训练、教育、咨询、技术等）帮助中小企业。同时，政府还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小企业贷款，许多大型商业银行都有专门的中小企业部门。即使这样，中小企业依然面临贷款和资金困难。
中国中小企业资金困难，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存在房地产泡沫。在过去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时期，运作一个中小企业，还不如把资金投资房地产，于是出现了许多炒房团。而现在资金困难的主要地区，也就是炒房团曾经比较流行的地区。房地产泡沫导致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过。
总之，中小企业贷款难、资金难，不是国企导致的，私有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私有化能解决银行“赚钱太容易”的问题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国有银行赚钱容易，必须私有化。这又是不了解现代金融市场运作导致的一种误解。即使中国银行私有化了，也改变不了银行赚钱容易的现象。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由信用支撑的经济，如果银行业赚钱不容易，就可能出现信用萎缩、经济困难。所以，银行业赚钱容易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如果银行出现危机，政府和金融当局就要出手相救。而相救的主要手段不过是政府出资或创造让银行容易赚钱的条件。以美国为例，在金融危机以前，银行赚钱相当容易。在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坏资产和流动性问题等等，银行出现大规模的亏损——按有些人的话讲，赚钱不容易了。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出资拯救银行，而且美联储还暗地里出资两万亿美元拯救大银行。此外，美联储还通过接近零利率的短期利率政策，为银行提供几乎免费的贷款，去购买美国国债，去发放房屋贷款。这一方面为美国政府提供了低息贷款，缓解了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另一方面又为银行提供了低风险的利息差收益，为银行创造了一个比较容易赚钱的环境，让它们治疗伤口。这种为银行创造一个稳定而低风险息差收益的方式，也是其他发达国家缓解银行危机的一个普遍的政策手段。
搞现代市场经济，搞金融深化，如果要让银行很难赚钱，这个经济肯定是一个信用困难的经济，一个难以持续增长的经济。这应该不是中国改革的目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即使把中国国有银行私有化了，为了经济的健康，银行也依然需要“容易赚钱”。所不同的是，私有化以后，银行赚到的钱都归了私人腰包。
无论从哪一种角度看，私有化过程不仅是一个扩大贫富差距、加剧收入不公的过程，而且很可能变成一个权钱交易的过程。这种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权贵资本主义，在许多国家中都非常普遍。国企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制度建设解决的。比如实施官员和国企管理阶层家庭的收入公开、利益回避、亲属回避等制度，以及加强政府对国企的监管等等。总之，私有化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经济条件下，为中国开出的错误药方，它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也缺乏基本的实证依据。
（本文章摘自2012年第17期《红旗文稿》）